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內涵、熱點、困境及路徑

2019年12月，教育部、財政部公布《中國特色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專業建設單位名單》，全國共197所高職院校入選“雙高計劃”。其中，西部地區共入選46所，覆蓋陜西、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甘肅、寧夏、新疆、內蒙古和重慶十個省（區、市），占全國“雙高計劃”高職院校的23.35%。與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際化進程中面臨著規模小、質量低、競爭弱等問題。本文基于2016—2021年度《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相關數據，對西部地區46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建設狀況進行分析，對西部地區高職院校推動“雙高建設”具有重要價值。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內涵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內涵具有“區域性”“類型性”“輸出性”三層屬性，其中“區域性”是其外在特點，“類型性”是其本質特點，“輸出性”是其時代特點。

1.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區域性。區域教育是指“具有空間特點的教育系統”，區域教育的“區域”不是割裂的，而是依據其地域空間內的功能定位、資源環境、經濟環境、發展潛力等劃分的，如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成渝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均具有各自的功能定位、資源特色、經濟發展特點等，這些特點賦予了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區域性”內涵。具體是指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根據所處的地域功能定位、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未來發展潛力等，引領和帶動西部地區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區域性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西部地區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高質量、高水平的國際化建設是“雙高計劃”高職院校的重要任務之一。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與其他高職院校相比國際化水平居于前列，對外開放內容也較為豐富全面，有利于引領區域其他高職院校的國際化發展。

二是西部地區職業院校國際化的重要途徑。“雙高計劃”高職院校首先必須具有先進的國際化教育理念，其次需具備影響其他院校改革、引領相關行業發展的氣魄和胸懷。在西部地區職業院校中，“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內部已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如師資力量、教學資源、科研平臺等，這些基礎能促進職業院校的國際化發展，也能為其他院校國際化發展提供平臺和服務。

三是培養區域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舉措。“雙高計劃”的內容包括打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打造技術技能創新服務平臺、打造高水平雙師隊伍、提升國際化水平等，通過改善高職院校的教學資源提高區域內的人力資源。

2.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類型性。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類型性是由職業教育的類型所決定的，體現在就業導向、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雙元育人、工學結合、德技并修、育訓并舉、技術創新等方面，其內涵是指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需明確職業教育的發展邏輯和發展特征，在探索國際化發展過程中要保持職業教育的類型，凸顯職業教育的特色。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在凸顯其類型性時需圍繞兩個方面：一方面，建立獨特的辦學理念和育人理念。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的國際化發展既有共性也有個性。不同的高職院校具有不同的定位、條件和類型。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際化改革中要擁有獨特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因地制宜，結合實際確定發展策略，與最優秀的國際高校合作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建設具有西部區域特色的專業。高職院校要突出我國職業教育的獨特優勢，建立特色專業，結合國際化發展趨勢，與國際勞動力市場需求相吻合，“凸顯國際化發展特色”，形成國際品牌專業。西部地區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應在職教育人中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和強調集體主義教育。

3.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輸出性。“雙高計劃”強調職業院校要與發達國家加強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共同探討國家職業標準和課程體系，學習與借鑒優質的職業標準、課程標準和教學資源，打造獨具特色的“中國式”職業教育國際品牌。因此，國家政策內容及國際化的特點決定了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具有輸出性。其內涵是指高職院校在國際化發展過程中要實現內部要素的輸出，主要包括人員輸出和資源輸出兩種，其中人員輸出指派遣教師、學生跨境交流，資源輸出指開發境外職業院校認可并適用的教學資源。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輸出需圍繞三個方面：

一是要深刻認識我國職業教育對外開放的內涵和要求，準確把握西部地區職業院校教育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總體要求和發展路徑，形成西部地區高職院校國際化特征；

二是要加強國際協調，“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深化為沿線國家高職院校向縱深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和平臺，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要緊緊抓住機會洪流，建立以職能部門為主，人事部門、財務部門、教學部門和二級學院聯動的運行協調機制；

三是要對標國際標準，時刻注重反思自身建設問題，提高教學質量，創新具有西部特色的管理教育模式，向國際高標準靠攏，學習國際先進教育成果和管理經驗，取長補短，不斷提高自身國際教育市場競爭力。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熱點

通過整理歸納《報告》文本中有關“國際合作”的內容，包括2個一級指標、5個二級指標和9個三級指標。其中，一級指標包括職業教育國際化質量、職業教育國際化形象；二級指標包括留學生規模、國際師資隊伍建設、標準國際輸出、國際技能大賽獲獎、中外合作辦學。本文選取了2016—2021年度《報告》中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皣H合作”的內容進行分析，涉及留學生規模、國際師資隊伍建設、標準國際輸出、國際技能大賽獲獎、中外合作辦學等維度。

1.關于留學生規模方面。

一是關于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規模。2016—2021年全日制境外留學生呈現逐漸上漲的趨勢（2019年《報告》中未發布相關數據），尤其是2018—2020年，更是呈現出巨大漲幅。其中，2016年346人，2017年603人，2018年700人，2020及2021年分別為1824、1897人，2021年較2016年增長448%。由此可見，來華留學生對于全日制國際教育的需求逐漸擴大，從側面也反映出國際社會對于我國職業教育學歷證書、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認可度正在不斷提高。

二是關于“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規模。根據2016—2021年西部地區各?。ㄗ灾螀^、直轄市）“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人數統計數據（2019年《報告》中未發布相關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省共招收176名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位居該年度榜首，但后續發力不足，該省全日制國（境）外留學數量未有較大增幅，且每年的留學生人數基本持平。而相比之下，四川省在“雙高計劃”中持續發力，省內的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數量增幅最為明顯，2016年僅為81人，到2021年已增至569人，增幅達602.47%。另外，新疆在2016和2017這兩年中，省內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人數均為個位數，而2018—2021年未招留學生。此外，內蒙古在“雙高計劃”中，省內高職院校還未成功招收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

2.關于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方面。

建設國際化師資隊伍是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重要舉措，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將打造國際化師資隊伍作為重要任務。2016—2021年，專任教師赴國（境）外指導和開展培訓時間達1.85萬（人日）/年，即每天有50人次專任教師在國（境）外進修深造，通過開展學術交流，豐富工作實踐，加強理論知識累積，在進修中磨煉實踐技能，提升國際化教育水平和交往能力。但在專任教師到國（境）外組織擔任職務方面，西部地區僅有2所高職院校連續6年輸送專任教師到國（境）外組織擔任職務，占比4%；僅有4所高職院校連續5年輸送專任教師到國（境）外組織擔任職務，占比8.7%，總體比例有待提升。

3.關于標準國際輸出方面。

專業教學標準和課程標準向境外輸出是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重要標志。西部地區10個?。ㄗ灾螀^、直轄市）24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向國（境）外輸出標準共2605個，其中專業教學標準357個、課程標準2248個。輸出標準數最多的是四川省，有6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已成功向國（境）外輸出專業教學標準132個、課程標準842個；輸出標準總數量排在第二位的是重慶市，5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已成功向國（境）外輸出專業教學標準93個、課程標準687個。內蒙古的2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中僅有1所輸出國際標準，且輸出標準數僅為個位數。寧夏的2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到目前為止還未成功輸出國際標準。西部地區其他?。ㄗ灾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輸出標準數量在2020年有下降，但總體呈增長趨勢。輸出標準主要涉及管理類、信息技術類、新能源技術類等專業類別，均為我國強勢專業，即與現代化發展、工業化發展密切相關的專業。

4.關于國際技能大賽獲獎方面。

國際技能獲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職業教育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情況和受認可程度，同時也體現了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掌握程度。2016—2021年，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中有30所院校的學生在國際技能大賽上獲得名次，覆蓋院校較廣，但獲獎總量不多。其中，國際技能大賽獲獎數最多的院校是重慶“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中，重慶市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數量位居第一，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其在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中具備較雄厚的綜合實力。此外，甘肅和新疆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暫未在國際技能大賽上獲獎。

5.關于中外合作辦學方面。

中外合作辦學“既包括國外學?！哌M來’，也包括我國學?！叱鋈ァ?。在新時期對外開放的背景下，高職院校的辦學重心逐漸從吸引外方合作向對外輸出辦學轉移。2016—2021年，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境外共開設辦學點78個，除新疆、甘肅外，其余?。ㄗ灾螀^、直轄市）均已有“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境外開設辦學點。2019年之前（含2019年）共開設辦學點47個，2020年之后（含2020年）共開設辦學點31個。辦學點主要分布在泰國、老撾、柬埔寨、緬甸、印尼、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贊比亞、烏干達、坦桑尼亞、沙特阿拉伯等國家，覆蓋的國家相對較少，且辦學點主要覆蓋具有政治和地緣優勢的東南亞和非洲國家。其中，四川省“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境外辦學點最多，共31個；排在第二位的是重慶市，辦學點共29個。與西部地區其他省(區）相比，四川、重慶整體經濟發展較好，“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數也最多。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困境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體制機制、人才培養結構、師資隊伍、平臺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一系列問題。

1.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體制機制有待完善。

一是缺乏頂層設計。國家雖出臺了一系列職業教育國際化政策，力圖通過相關政策和法規促進“雙高計劃”國際化發展，但區域范圍內尚未因“域”制宜制定相應的區域發展規劃，職業教育國際化區域共享、共合作、同發展的氛圍不濃，缺乏區域特色。對《報告》分析發現，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發展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政策依據均未提及地方政策、區域政策，因而可推測西部地區大部分省市教育主管部門作為國家政策與院校發展的“中間人”，暫未較好地立足本土制定國際化發展規劃，不能很好地為國際化發展指明路徑。西部地區46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中，重慶、四川、陜西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占比56.5%，即超半數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集中在這3個?。ㄊ校?，余下不足半數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分布在7個?。ㄗ灾螀^）?？梢姡鞑康貐^“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的發展差距較大，還有待以區域為單位牽頭組織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門或各院校建立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聯盟，打造“一校一特色”、互學互鑒、共建共享共發展的地區特色，避免各院?！案髯詾檎薄案靼l各力”，同時避免“惡性競爭”。

二是缺乏專門性制度。目前來看，從國家、區域到地方，相關部門僅宏觀地提出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指導意見和指導方針，暫未有部門專門針對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擬定相應的人才培養體系、管理體系、評價考核體系、質量保障體系等。各院校對“國際影響表”的理解和重視程度不一，發展的情況也存在差異。《報告》中的“國際影響表”共9項指標（其中，2019年《報告》中“國際影響表”共8項指標，未發布“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人數”這項指標），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中僅有5所院校在這6年中完成了全部指標項。9項指標均為“0”的院校有4所，4項以上指標為“0”的有22所，占48%。

三是缺乏保障機制。相關部門雖已出臺了一系列職業教育經費政策文件，對經費的投入和配置給出指導意見，但尚未出臺專門的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經費支持政策，特別是西部地區，因整體區域經濟較為落后，地方政府無力投放更多經費支持，缺乏保障機制導致出現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增速較緩的現象。

2.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人才培養結構有待優化。

一是人才培養數量難以滿足企業對國際化技術技能人才的用工需求。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資企業面臨著專業技術工人匱乏問題，特別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用工荒的現象更為明顯，而這些中資企業的長期發展需要當地源源不斷的技能人才。西部地區76%的“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均招收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但最終招收的學生數量不多。2016—2021年，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共招收5370人左右（2019年因數據缺失，不計在內），平均下來每校每年僅培養23人。從在校生服務“走出去”企業到國（境）外開展實習時間來看，2019年境外實習時間最多，為126712人日，換算過來可知每年僅有347人服務走出去到國境外實習，相當于每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每年僅培養出7.5個可伴隨企業走出去的人才。相對于走出去企業的需求來說，這個數量是遠遠不夠的?！半p高計劃”高職院校作為職業院校的標桿，具有“國際可交流”的功能，每年培養的國際生數量過少，不足以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

二是人才培養質量還未達到國際要求。主要體現在：其一，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意識不強。職業院校包括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內，其觀念還停留在職業院校的職責是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上，還沒真正下大力氣從根本上去培養具有全球勝任力的人才。其二，國際生源整體綜合實力較弱。從外派留學生層面看，高職院校的生源相對于本科院校來說，其文化基礎較差、外語能力較弱。學生出國留學深造意識弱、學習主動性差、經濟條件無力支撐等因素間接影響了學生國際化能力的提升。從來華留學生層面看，西部地區相對于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其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水平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這涉及區域經濟因素、地理位置因素、綜合實力因素等。對來華留學生而言，西部地區經濟欠發達、地理位置可謂“偏遠”“偏僻”,“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教育教學綜合實力也還處于“爬坡期”，有條件的情況下他們更愿意選擇中部、東部地區職業院校進行學習。其三，人才培養體系有待完善。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依然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對國際化人才培養目標制定、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國際化校企合作等還沒有特別清晰的思路，對于將職業教育國際化落到實處、獲取較好成效的把握性不大。

3.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師資隊伍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在師資隊伍結構方面，大部分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博士以上學歷的教師人數較少，外專外教人數更少；對委派教師到國（境）外組織擔任職務或訪學深造等重視不夠，教師國際化能力提升機會少，師資隊伍未得到合理優化。

二是在師資隊伍綜合素養方面，教師的國際化能力、國際價值觀還不足以展現國際勝任力和傳播中國故事。國際教育教學能力仍較為薄弱，特別是雙語教學水平不足，對國際職業教育通用規則知曉度不高，國際事務處理能力不足，國際學術交流交往能力有待提升。

三是在師資隊伍的數量方面，教師國際化能力提升渠道窄、參加高水平國際學術會議少，其數量跟不上國際化發展需求，未能同時滿足“內需”和“外派”的需求。

4.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平臺建設有待深化。

一是重數輕質。目前一些國際化平臺一味強調加入平臺的院校數、企業數、機構數，強調平臺成員覆蓋的國家數，而忽略成員加入平臺的目的和意義、忽視成員的需求及質量。一些平臺過于強調合作量的多與少，而忽視了合作程度的深與淺。西部地區部分“雙高計劃”高職院校通過平臺與多所境外院校簽訂合作備忘錄，但僅停留在簽訂備忘錄的層面，后續并未開展相關活動；還有一些院校簽訂備忘錄后，僅開展短期交流、外事接待等形式化的活動。

二是重表輕里。目前大部分國際化平臺的“名頭”很響亮，但常出現“虎頭蛇尾”的情況。其啟動儀式高大上，邀請各界人士參與，啟動之后再無實質性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措施。也有一些平臺定期組織或舉辦相關會議，通過簽訂合作備忘錄為國內外院校提供交流的契機，但后續再無跟進和指導。這些國際化平臺建設忽視了國際化的內涵建設，忽略了平臺的理念、資源和運行，沒有深入挖掘平臺功能，對資源匯聚、信息溝通、后期對接項目等工作還沒做足做透。

三是重同輕異。平臺建設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特別是境外辦學點、海外基地等。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自身的特色、優勢挖得還不夠深，院校間的合作默契度不足，還存在“盲目競爭”意識，未轉變成“共享”“共贏”理念。境外辦學點的選擇也較為集中，業務拓展能力還有待提高。

5.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品牌有待打造。

一是標準輸出數量不足，被認可度還不高。我國的職業標準多年來一直“借鑒和學習歐美等國家的標準體系”，在借鑒和學習中不斷完善、調整和內化為自身的標準體系，而內化后的標準體系以國際產業需求為基礎，融合國家職業教育體制、國家職業教育指導思想、區域特色、高職院校優勢等，目前正處于迅速成長期和逐漸成型期，“搭乘”國際產業鏈“走出去”的力度還不夠。2016—2021年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共輸出2605門專業（課程）標準，輸出量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但與各院校引進的國際先進標準數相比，數量仍太少。

二是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際技能大賽中的表現還不夠突出。西部地區近5年僅有16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國際技能賽事上獲獎，而獲獎的院校中僅有7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在一年中獲獎超過個位數。從院校本身來說，一方面，院校對國際技能大賽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培養和組織學生參加國際技能大賽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不足；且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因整體區域經濟較為落后的原因，對國際技能大賽的參與和組織工作較難給予更多經費支持。另一方面，教師的指導能力和學生的技能水平還有待提高。從賽項上看，技能大賽的賽項五花八門，賽項的設置還有待優化，組織方也涉及各行各業各單位，政府主導的國際技能大賽相對較少，競賽標準的技術含量還有待提高。

三是境外辦學點開設還有待進一步科學謀劃。境外辦學是課程、知識、文化、技能的輸出，同時還包括學歷、學位及技術技能資格證書的授予。從2018年開始，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中只有9所院校在國（境）外開辦15個辦學點，2019年有11所院校開辦31個國（境）外辦學點，2020年有6所院校開辦14個國（境）外辦學點，2021年有7所院校開辦14個國（境）外辦學點。我國職業院校境外辦學項目剛起步，仍處于自主探索中，對境外辦學內涵和途徑仍參不透、悟不深，在開展項目時重易輕難，更愿意從國外院校引進項目，尚未理清“走出去”的條件和途徑，影響了校企協同“走出去”機制的進度；同時辦學定位模糊、專業教師選派困難等也是影響高職院校境外辦學實踐發展的重要因素。

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發展路徑

1.完善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體制機制。

一是建立統籌區域發展機制。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鼓勵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間協同互助，建立健全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機制。梳理西部地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特色和優勢，整合資源，通過“傳—幫—帶”策略，縮小區域內部職業教育發展差距，進而提升區域整體發展層次、開放水平和職業教育質量。充分發揮重慶、四川、陜西的國際門戶樞紐地位，挖掘和凝練廣西、云南、新疆、內蒙古沿“邊”優勢，支持貴州、青海、甘肅聯合推動等沿“路”優勢（路：絲綢之路），以“重慶—四川—陜西”為中心，通過教育行政部門間或區域國際組織間的協同溝通，理順“教育鏈”“人才鏈”“產業鏈”，制定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區域協作總體框架，制定政策和制度，整合資源、共享資源，以此帶動周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達到共同發展的目的。

二是建立區域協同機制。當前，全球經濟快速發展，新技術日新月異，不斷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的產業形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必定需要“優化國際化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的要素配置”和職業教育供給結構，為產業發展提供合適的技術技能人才，因此，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需進行調整和升級。區域內教育行政部門、高職院校、行業企業之間需溝通協調，“抱團”統籌資源、共享信息，使高職院校的專業鏈緊密對接國際市場的產業鏈和創新鏈，同時優化區域資源配置，建立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國際化項目，“促進西部地區職業教育整體實力向新高位推進”。

2.創新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

一是提升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內在校生的國際化水平，通過建立專項培養計劃提升在校生的技能水平、文化水平和交流能力。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和先進的教學理念、培養方案、課程體系和教學管理模式；加大與企業合作，開展國際產能合作，輸送學生到國（境）外學習、實習、工作；積極營造國際文化氛圍、積極開展留學生國際交流項目，拓寬學生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交流能力。

二是不斷打造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職教援外新模式。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以專業特色為基礎，積極搭建國際產教融合平臺，不斷探索和推出“中文+技能”人才培養模式，聚焦定制培訓、課程資源、交流活動、職業資格認證等內容，為海外中方企業培養當地的技術技能人才。

三是努力擴大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來華留學生規模。規模和質量是相互促進的，即留學生培養質量越高，越容易吸引更多的留學生來華學習。為此，匯集各類國際教育資源要素并進行整合優化，提升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國際化辦學理念、特色優勢、招生對象、師資水平、專業建設、課程教學、管理制度等，打造特色品牌專業和特色校園文化，不斷實現來華留學生人才培養新突破。

3.組建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師資隊伍。

一是強化高層次國際人才的引進工作，除了引進國際優質師資到校開展教育教學、學術交流外，還應加大力度開發和建設國際高端人才資源庫，把線上國際資源的教師納入“兼職”國際化師資行列中并充分加以利用。

二是鼓勵國內在職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國際事務，參加國際會議、參與國際課題，赴海外研修、學習國際課程、提升外語水平等；選派優質教師服務“走出去”中資企業，參加企業實踐工作，指導學生開展學習和實習；評選和推舉優秀的、具有國際事務解決能力的教師在國(境）外機構擔任職務，主動活躍于國際舞臺，展現中國魅力、傳播中國故事、結交和匯聚國際人才，進一步提升國際勝任力。

三是院校積極出臺相關政策，擴大教師海外研修規模，與職業教育發達的國際機構及院校聯合培養師資，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學習管理模式、培訓模式等先進經驗，促進院校高水平國際化“雙師”隊伍建設。

4.搭建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平臺。

職業教育國際化平臺的搭建要遵循教育性、合作性、服務性原則。教育性是其根本原則，需要體現職業教育的內涵和使命；合作性和服務性是其功能原則，能夠實現優質資源的互動共享，解決中資企業境外發展的難題。

具體來說，職業教育國際化平臺分為兩大類：一是國別研究和交流平臺。通過與各國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溝通交流，增進國際理解、凝聚發展共識、促進職業教育對接與合作。如“一帶一路”職業教育發展人文交流研究會、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中國—東盟職業教育聯展暨論壇、中國—東盟職業教育研究中心10個東盟職教研究所等。二是行業與教育協同發展平臺。即具有相近行業背景的院校攜手行業、企業共同構建聯盟，聯合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化。如金磚國家職業教育聯盟、中非職業教育聯合會、中國—東盟職業教育聯合會、中國—東盟文旅職業教育聯盟、中國—東盟商科職業教育聯盟等。利用平臺優勢，每個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明確戰略定位，推出最優資源和項目，通力合作，“實現國際間職業院校的深層次、長期性對話合作”，助推職業教育再發展、國際影響力再提升。

5.打造區域職業教育國際化品牌。

從職業院校實踐來看，學生參加國際技能賽事得到認可，取得較好的成績；開發和輸出的標準數量多，得到引入國/校的認可和使用；境外辦學保障措施完善、機制健全、定位清晰、招生數多，境外辦學點數量增速快等是職業院校打造國際化品牌的重要依據。國際技能大賽賽事標準和賽事要求可以說是最高、最嚴格的標準，它是按照產業技能人才標準設計的，是評判學生技術技能水平高低的方式之一。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應以賽事標準為標準，探索方式方法，讓學生學習和磨煉技能，以賽促學、學以參賽，在賽事中獲得國際社會相關行業的認可和肯定。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應爭做中國標準國際化輸出的先行者。中國標準國際化需要立足“國際化”定位，有針對性地研究國別需求，根據學校特色和基礎，組織相關行業和機構梳理、完善相關技術標準，還要加強中國標準的翻譯整理，提高中國標準的國際認知度和認可度，發揮品牌效應，與世界共享中國高質量職業教育發展成果。

同時，西部地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還應充分利用“走出去”企業在國外的影響力和引領性，做大做強境外辦學項目。完善頂層設計和頂層引領，與政府、企業、院校等多主體協同合作，對應“走出去”企業和當地產業需求，有效整合政府、職業院校的資源，加強能力建設，開設既符合“走出去”企業發展需要又與辦學所在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需求相適應的專業，同時做好配套服務工作，如配套利好政策、經費支持、高水平國際化的管理隊伍和師資隊伍、國際化的教學資源等，為其在國境外設立辦學點及推進工作提供堅強的保障。

藍艷，廣西體育高等?？茖W校體育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南寧師范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研究員，博士，碩士生導師。本文刊發在《教育與職業》雜志2023年第7期。

來源：《教育與職業》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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